听长辈聊天，才知道原来我D强拆强占不是今天的事儿，而是早有历史。

59-61年，到处搞人民公社大食堂，爷爷家邻居三间住人的门面房被强占，做食堂。老爸是3、4年级的小学生，每天吃稀饭，全是水，没有几粒米，经常晚上睡觉被饿醒。炼钢铁砸矿石的时候，白天学校砸，晚上家里砸，学校发用糠做的膏，茶杯大小，一天2个。有时实在饿的不行了，晚上到学校的菜地里偷西红柿吃。只有过年每人二两肉，奶奶给老爸七兄妹分好，一人一小块。

68年老爸插队，大队里组织忆苦思甜，队里的老贫农就说了，那时候饿啊，吃不饱，云云……大队队长问你这说的是那年啊？贫农答，59年啊，不是59年还是哪年？大队书记急了，叫你忆苦思甜，是忆解放前的苦，不是解放后的苦。老贫农一脸茫然，解放前我没苦啊，我给地主家做长工，顿顿吃白米饭，至少没饿着啊。哄堂大笑。

忆苦思甜还要吃苦饭，用麦细(音)，即未经碾磨的小麦打碎后熬的稀饭。一帮知青一会儿就吃的底朝天，问还有没有。答没有了，这是苦饭。苦饭？比61年好吃多了。

还是59-61年，LP四川老家，一条9公里的“大路”（镇与镇之间的路，2、3米宽，当地俗称“大路”），人走着走着就倒下去，再也起不来了。把人抛在路边野地里浅埋一下，就算下葬了。这样的悲剧每天都有4、5起。LP奶奶村里还有一个叫杨子成（音，或杨志前）的，饿死了，搁家里，过了两天三夜，又活过来了，把医生吓坏了。问他叫啥，哪的人，都回答的分毫不差，这才相信是人不是鬼。问要啥，“我要粮票，我要吃饭”，奶奶学着样子说。

LP奶奶家里人那时候没有饿死的，老爸的大伯却没能逃过。当时他年纪很大了，儿子，伯母又先他而去，心情不好，情绪很差，把几个店面都交给爷爷照顾。59年前，老爸和伯父叔叔们还经常去送饭，后来搞食堂要饭票，谁都顾不上谁了，大伯家里又就他一个人，不怎么会规划生活。说是病死了，其实就是饿死了。

还有老爸的同事，有在苏北插队的，见过隔壁村子整个都饿死死绝的；有在河南插队的，见过吃死人的。如此，方知刘少奇怒吼“人相食，是要入史的，你我都逃不掉”此话并非虚言。

老爸一家能活下来，一个原因是因为爷爷从杭州高等法院回家后，在供销社做事，认识点人，常有人送来黄萝卜、蚕豆等，熬过了那段时间。老爸的三伯父，也接济了一下。他是在重庆的第三十兵工厂的总会计师，那时回家，每个小孩拾元钱。那时候拾元钱差不多就是一千个烧饼的钱（老丈人语）。这个三伯父，旧社会过来的，有两个老婆。大小老婆总是闹矛盾，62年他就搬到北京和小老婆（北京人）生活了，结果没有几年就去世了。三伯父有个儿子，曾经是四川省的撑杆跳运动员，后来在北京体育学院做教练，后来还担任广西省体委主任。

被强占房子都是有钱人。老爸的姑姑（中渝），嫁给当地一家姓童的人家。那么宽的房子全部被没收，留给他们一间很小的朝西的房子。70年代末，她的儿子（祯瑞），也是我的表伯父，那时在台湾，想要把他妈妈从香港转道接到台湾，结果妈妈在无锡准备出发去香港的时候，摔了很重的一跤（外孙调皮），连话都说不出了，儿子在电话那头嚎啕大哭，最后还是在无锡的医院里去世了。就这样，母子分开四十多年，最后还是不能相见。表伯父在两岸解禁后还来过家乡，要在家乡出资建一座中学，唯一的要求是以他母亲的名字命名。政府不答应。他说我可以建一座很大很好的中学。要知道他们家以前是做纺纱生意，在台湾又做房地产，那时在台湾建有一间七千人的职业学校。然而他的母亲一直是我D打压的对象，岂能用地主资本家的名字命名学校？此事最后不了了之。

BTW，大约80年代末的时候，在他们家老宅地下挖出了三大坛子银锭，被现场民工一抢而空。公安局还立案侦查。最后的结果是，三大坛银锭只赔了2000元。

被强抢，强占，却在很多年后，只给很微不足道的一点补偿，这样的例子很多了。老爸小时候常到一个要好的同学家玩。他叔叔是大学毕业生，在国民党军统做事。他们家是做米行生意的，房子不仅宽，而且纵深深，大到这一头听不见那一头的大喊大叫。文革时全部没收，同学父亲被批斗，去世。后来政府在城边赔给他们家十幢两层小楼。老爸同学摆摆手，那实在是远远比不上老房子，不仅面积是零头，格调也差很多，我们家老房子有天井，有花园，有……那老宅子的原址，现在是这座全国文明小城的步行街上最大的百货商店之一 – 商业大厦。

我们的新中国啊，新中国啊，新中国啊。。。